苏东坡与桃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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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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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幽访古】
苏东坡乞茶桃花嘴
——苏轼桃花茶诗考辨
在历代文人中，苏轼以其超卓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一直受到国人的喜爱和崇敬。他不仅博通经史，工诗文书法，而且与三教九流都有广泛的接触，故而对天文地理、养生体物、文教政治等多方面都有独到而深刻的研究和体会。其中，他对茶的喜爱和研究亦非同一般，堪称文人中精于茶事的大家。苏轼与黄石也有一段茶缘。
大冶桃花嘴东坡亭遗址
一首茶诗引争议
苏轼的一生中，创作了众多与茶有关的诗词文赋，据有心人统计，其中涉茶诗就有80余首。其中名诗名句颇多，如其《望江南·超然台作》就脍炙人口，其中有句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有句云：“沐罢巾冠快晚凉，睡馀齿颊带茶香。”80多首涉茶诗中，题中有“茶”字或以茶为主要吟咏对象的就有约30首，提到的茶有小龙团、紫团、双井茶、白云茶等。
这些咏茶诗中，有一首《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全诗如下：
周诗记荼苦，茗饮出近世。
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
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
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
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
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
牛羊烦呵叱，筐筥未敢睨。
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
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
长流港桥，右侧即桃花嘴渡口
在苏轼的众多诗词中，这首桃花茶诗不算特别出色，但是引起的争议却不少。这些争议包括：苏轼何时乞茶？乞茶地点在哪？向何人乞茶？乞的何种茶？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证调查，对以上问题一一给以辨析和回答，希望能正本求真，消除分歧，并为苏轼年谱作一补订。
苏轼何时乞茶？
《阳新县志》（湖北省阳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新华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之《大事记》记载：“1084年（元丰七年）4月24日，苏东坡由黄州赴江西，被知军杨绘迎至兴国，先后畅游银山寺、桃花尖、石田驿、飞云洞、碧云山等地，在银山右峡口书‘铁壁’二字，在桃花尖写有《乞茶栽雪堂》诗，在碧云山写有《扫壁歌》。”2016年出版的《阳新文化简史》亦称苏东坡此时在阳新桃花尖乞茶。
沈振国先生在其《苏东坡与阳新茶》（载《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茶文化专号”）中说：“北宋元丰三年正月，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为团练副使，此间他常游长江两岸的黄冈、鄂州、浠水、大冶、阳新（引者注：宋时兴国军领永兴、通山、大冶三县，军治在永兴；永兴县与今阳新境域大致相同。）等地。元丰七年三月离任到江西筠州看望弟弟苏辙，……苏轼是四月一日到阳新，七日离去，十五日到高安，八天时间游赏了兴国州的山水。”又说：“苏东坡到兴国南厚脑山桃花尖时，风寒得病，和尚向东坡敬茶，不久东坡康复，留诗一首《桃花尖乞茶栽雪堂》，诗文是：（引者注：即以上所录桃花茶诗，从略。）。据沈文所说，则苏轼乞茶之时是元丰七年（1084）四月一日至七日之间。
以上一志一史一文，都称苏轼乞茶之时，是在北宋元丰七年离开黄州赴江西期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桃花涵闸（左）和桃花渡口（右）
先从诗题看。《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点明乞茶后种于东坡。元丰七年，苏轼奉旨由黄州团练副使任上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沿江东下，途经兴国军，昔年老友、兴国军知军杨绘（杨元素）邀请上岸一游。他此一去再未重返黄州，断不可能在阳新乞得茶苗种于黄州东坡的。乞茶之时，必定是在此之前。
再看《苏轼年谱》的记载：“1081年（元丰四年），是年苏轼在黄州，寓居临皋亭。请故营地之东，名之以东坡。次年始筑雪堂，号‘东坡居士’。是年诗文有《东坡八首》《赠孔毅甫诗》等。”其《东坡八首》有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请故营地，使躬耕其中。”《赠孔毅甫诗》有句云：“去年东坡拾瓦砾，今年刈草盖雪堂。”再看年谱关于苏轼1082年（元丰五年）的行迹记载：“是年苏轼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以榜之，号东坡居士……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丛橘……”是年东坡作《拟斜川》诗，有小序云：“元丰壬戌（1082）之春，予躬耕东坡，筑雪堂以居之。”这些记载表明，苏轼种桃花茶于东坡，是在他至黄州次年（1081），谋得故营地（他命名为东坡）之后，且在元丰五年（1082）雪堂落成前后。
那么具体是什么时候呢？
再看其《桃花诗》之句云：“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诗句中的“紫笋”，指的就是茶叶。唐代茶学家陆羽《茶经》载：“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三岁可采。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因此古人便以“紫笋”代指茶。唐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茶香飘紫笋，脍缕落红鳞。”即是如此。苏轼《宿临安净土寺》诗亦有句：“觉来烹石泉，紫笋发轻乳。”亦是泛指茶。也有以其为茶名者。《唐国史补》载：“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常州有义兴之紫笋，皆茶也。”此处所言紫笋，本义也是茶的代称，但又被作为某一地所产名茶的专名了。
苏轼桃花茶诗写明在春天天寒地冻之时，种于东坡之紫笋“森已锐”，这时候茶树已经长出了新芽，而古人不会在秋天或冬天种树，更不可能在夏天种树；又据其《雪堂记》载：“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可知苏轼是在元丰四年的春季或元丰五年的早春乞茶并种于东坡的，其时不会晚于元丰五年（1082）。
桃花垦区和鸡冠嘴金矿
苏轼何处乞茶？
阳新县志和沈振国都说苏轼是在阳新乞茶，具体地点在阳新境内的厚脑山（引者注：《兴国州志》作厚岭山）桃花尖。汪翔《苏东坡后山饮桃花茶》称：“苏轼经富池口，……到了后垴山，寺中长老率僧众过来迎接，请东坡喝桃花茶……停留两日，临走带了一些茶苗准备移栽黄州居所雪堂，并赋《后垴山桃花尖乞茶栽雪堂》”
大冶陈世佑先生在其《苏东坡与桃花茶》（载《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一文中则另执一说：“据考证，苏东坡在游览大茗山弘化寺时，寺里长老煮桃花茶热情相待……”黄冈师范学院教授饶学刚先生在其文章《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苏东坡“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行迹考》（载《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中也说，东坡乞茶地在大冶的大茗山。也有人说，乞茶地在桃花嘴，但茶树苗来自大茗山。下面我们就来分辨一下各家之说。
沈振国和阳新县志之所以说苏轼乞茶之地在阳新境内，而且精确到具体地点——桃花尖，只是因为：⑴阳新县旧志记载县境内有一座山名叫桃花尖。《兴国州志》卷二《舆地志》载：“桃花尖，上有泉甚甘，产茶，名桃花绝品。”而且⑵《名胜志》有相似记载：“桃花寺，在兴国州南十五里桃花尖（引者注：《舆地纪胜》载在“永兴县南五十里”）之下，寺有泉甘美，用以造茶，胜他处，号曰‘桃花绝品’。”又，⑶宋时兴国军知军周紫芝有五言古风《苏内相在黄冈尝从桃花寺僧觅茶栽移种雪堂下余始至此会岁且暮明年春得新芽试之色香味俱绝不减湖越二品宜其见赏于此老人也人言雪堂今已鞠为馆驿茶盖可知矣》：“梅雪既扫地，桃花露微红。风从北苑来，吹入茶坞中。真香不可说，玉色谁与同。不知耐几汤，成此三味功……”止此而已。因为苏轼曾途经阳新，而阳新有山名桃花尖，知军有诗涉“桃花”和“茶”，便说苏轼是在阳新桃花尖乞茶，这联想能力足够强大。至于汪文，不过是蹈袭陈说，杜撰故事而已，所说乞茶日期，笔者前文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
大冶罗桥桃花村
其实不需作其他深入考察，仅凭苏轼其诗的诗题即可知道，其乞茶地点是在大冶而非阳新，一些人为何要故弄玄虚张冠李戴呢？大约是因为苏轼的名气实在大，人品又无可挑剔，所以天下人都希望与他扯上关系，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各地都在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们想唱“桃花茶”这出戏。
可能正是诗题中“大冶”这个铁一般的证据让一些支持“阳新说”的人犯难，他们公然替苏轼操刀，使诗题中出现了“后垴山”“桃花尖”这些地名，始作俑者竟然是明清《兴国州志》的编纂者，州志卷三十五《艺文志》所载苏轼诗的题目就变成了“桃花尖乞茶栽雪堂”，而种茶处竟然从东坡变成了苏轼的寓所雪堂之内，这难道不荒唐吗？
那么，苏轼是在大冶何处乞茶苗呢？
是在大茗山，桃花嘴，还是其他地方？主观臆断不行，凭空杜撰不行，只有靠证据说话。证据来自哪里？考古发现，碑铭石刻，史书方志，宗谱家书，都算，证据越多，证据链越全，就越能够接近真相。既然确定苏轼是在大冶乞茶，我们便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大冶境内。
苏轼在鄂东南留下了不少遗迹，例如：他曾游历枫林镇境内的石田村，有《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纪其事；他在游览阳新城郊的银山后曾题写“铁壁”二字，被后人镌刻于银山石崖，至今犹存。这些都有实物或文献佐证。但他在大冶境内没有留下这样明显的印记，这是颇令人遗憾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痕迹。
今日桃花庄（柯家渡）
苏轼游阳新时，曾留下不少墨迹，南宋著名经学家、兴国军籍人王质著在其《东坡先生祠堂记》（载《兴国州志·艺文志》）就记载苏轼至少有五件墨迹散藏于兴国军民间，皆是其过境时所留。苏轼在大冶也留有墨迹。《祠堂记》载：“先生自临皋渡武昌（引者注：今鄂州），见诗‘清风度水月衔山’者是，今载<集>；见词‘高安更过几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陈氏。”磁湖就在大冶境内（今属黄石），此陈氏疑为程氏之误。《宋史》卷六十一《吴及传》载：“既定稿，及与御史沈起辄增注兴国军磁湖铁冶如旧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程叔良出身世家，与其父程昭、其子程大年长期垄断磁湖铁冶。
苏轼与磁湖程氏结识，应属合理推测。他在磁湖地区的朋友非止一人。例如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赴阳新之前，先至磁湖，在此与吴子上兄弟会晤。苏轼与吴子上为同榜进士，而苏轼之伯父与吴子上之父吴中复亦为同榜进士，吴中复并对苏轼父亲苏洵有荐举之恩，故苏吴可算世交，“契故深矣”。这次相见，吴子上出苏父手迹相示，苏轼因而感泣，时在元丰七年四月十四日（事详苏轼《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
苏轼自黄州过江至鄂东南游览，走水路较便利。水路有两条。一是磁湖，东与长江相通，向西可直达大冶北部东方山下。明嘉靖《大冶县志》之《人品志·人物》载：“程师德，本县人，有才学善行，不求仕。苏轼尝与之游，家多轼墨迹。”此条颇简略，程师德与程叔良父子是何关系，暂未考得，不排除是其族人。程师德一人之手，就藏有多幅苏轼墨迹，可见交情不一般，二人常有来往。另一条水路是湋源湖（今通称大冶湖）。自长江入湋源口，一路乘舟西行，可达大冶县城，经墈头继续向西，经三里七湖（大冶湖之一部）再向西，至一形胜之地，南北两山夹峙，北曰桃花嘴，以其地多桃树也；南曰鸡冠嘴，以其山形似鸡冠也。至此湖面收窄，乘舟西向，可达洪滨桥（在今大冶陈贵镇境内）。程师德家在大冶虾子地（今属金湖街道株林村），从水路西行，正好可到程家。
桃花嘴，可能正是苏轼乞茶之处。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柯家渡祖堂
桃花嘴柯氏与苏轼的缘分
大冶桃花嘴，今属罗桥街道桃花村，古时属鳌山堡。昔时土民，在元末明初连绵兵燹中或死于战乱，或流徙他乡，百不存一。如今定居于桃花嘴的以柯姓为大族。柯姓为大冶第四大姓，有人口五万余。
大冶柯姓来源颇复杂，但其中的大多数，向上追溯到唐代，则源于同一个先祖——柯成。柯成世居安徽宣州宁国府旌德县（今属安徽宣城），唐穆宗时，任和番侍奉官，遭时不靖，烽烟连年，乃携次子柯平、孙柯颖，迭经辗转，于公元886年定居于江西瑞昌之大泥坑落业，自号乐源，其地因此得名柯乐源。柯成被追尊为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柯氏一世祖。柯成长子名柯满，在京城长安为官，后随子入闽，居莆田，为莆田柯氏始祖。桃花嘴柯氏，即柯成之后裔。
柯满六世孙柯述，字仲常，宋治平四年许世安榜进士，官漳州通判，以救饥扶困，深得民心。有二鹊于其厅筑巢，柯述离任时，百姓自发送别，二鹊亦振翅送之，一州大异。元祐四年（1089），苏轼时在杭州，闻其事，特为作《异鹊并叙》诗，诗曰：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
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拿。……
柯侯古循吏，悃愊真无华。
临漳所全活，数等江干沙。
仁心格异族，两鹊栖其衙。
但恨不能言，相对空楂楂。
善恶以类应，古语良非夸……
苏轼之父苏洵以仁孝治家，家里的庭院中也有幺凤栖于桐树，大人小孩都爱惜鸟儿，与其相安无事。如今柯述之善举亦使人民爱戴，异鹊归心，再次证明“善恶以类应，仁心格异族”。苏轼此诗，记录了一段佳话，为柯氏增了光，天下柯氏，遂多以“瑞鹊”为其堂号。
回头再说桃花嘴。苏轼当年向大冶长老乞茶之地在桃花嘴。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可信的推测，我们可以从地方志中寻找到相关的佐证，或者说线索。
明嘉靖《大冶县志·舆地志·山川》载：“桃花山，在县治西五里，即今之桃花嘴。”清同治《大冶县志·建置志·邮舍条》载：“东坡亭，在鳌山堡桃花嘴东坡乞茶处，有地一厢，名茶庵。”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苏轼乞茶之地最早的记载，也是最可信的记载。宋代修志修谱颇为盛行，自苏轼大冶乞茶至宋亡近二百年，地方志可能记载了苏轼大冶之行，可惜已经亡佚。县人在桃花嘴建东坡亭，而其地名茶庵，以纪念苏轼乞茶之往事，当不是凭空杜撰。
再说桃花嘴柯氏的来历。清康熙《大冶县志·职官志·教谕》载：“柯忠，福建平海卫贡，没，葬于冶，因家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其实，此柯忠就是桃花嘴柯氏的落业祖。
柯忠，号葵轩，生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殁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平海卫白石社人，是唐代柯成的二十八世孙，宋代柯述的二十二世孙。明代弘治年间，柯忠以明经拣选，分发江西任湖口训导，升大冶教谕（相当于今文教局长）。他的弟弟柯彦与他同至大冶，在县儒学前构庐而居。柯氏兄弟落户于大冶，择地定居于县城西郊之长蟹垅中嘴山。后见桃花山嘴两山夹峙，一水长流，兼有漫山桃花，苏子遗踪，可谓自然与人文双景殊胜，便迁居其地，创基落籍，其村因地而名桃花庄。
苏轼游大冶停舟桃花嘴乞茶之时，在1081－1082年间，时隔数年（1089），他在杭州作异鹊诗赞颂柯述，四百余年后，柯述的子孙定居于桃花嘴东坡亭侧。苏轼与柯氏的缘分，何尝不是一段佳话！
柯忠子孙繁衍，遂成大族。柯家屋儿、柯六房、长岭柯、许家嘴、碑记垴、柏树嘴、柯家湾等等柯姓村庄，都是从桃花嘴枝分条析，辗转建村的，因而都是柯忠的后裔。桃花嘴与鸡冠嘴对峙处，本是一处南北往来的渡口，因柯氏世居，桃花庄又变名为柯家渡。
柯忠之兄柯龙仁，有孙名柯挺，字以拔，号立台。明代福建海澄县三都（今福建厦门市海沧区东屿村）人。万历癸酉年（1573）成顺天府解元，庚辰年（1580）中进士。授南乐知县，升任陕西道御史，转任楚地御史，采取得力措施，平定郧阳兵变。不久升任南京学政，鉴拔知名人士，以后多成名臣。因政声昭著，柯挺名列海澄县、漳州府两级乡贤祠。
福建柯氏族人两次到大冶探望柯忠兄弟，后因路途遥远，音问难通，两地宗亲断了联系。柯挺在湖广监察御史任上得到升任南京学政的喜讯后，写了一封信加急送到大冶桃花嘴桃花庄，约柯氏宗亲会面。他在信上说：
（本文刊发于东楚晚报2019年5月8日8－9版，略有删节）
“今叨受楚巡按，新任未遑请会，兹升南京督学道，其行程又迫，失此良会，咫尺天涯，奈何，奈何！适闻桃花庄去县不远，县至西塞山又不远，喜出望外，特邮密札约次月初二日，侄亦停舟桃花流水之间，临流思本，望花怀人，期众叔侄偕子若孙一叙……庶同本不等涂人，而挺不负先人之遗训矣。”
这封信，保存在大冶柯氏宗谱中，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东坡亭位于今桃花大桥以东，长流港大桥以西约二百米处的桃花渡口。其地恰当桃花嘴与鸡冠嘴伸入湖中交会处，原有宽阔的湖面。1972年围湖造田，建成桃花垦区，修建桃花大桥和湖南之堤，堤之南侧成为稻田。洪水季节，以桃花涵闸和泵站管控垦区；又将湖道人工取直，使湖面大为收窄变成河道。茶庵只余地名，基址已没；东坡亭屡废屡兴，成一方佳景，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毁于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尚余遗址。今年四月，笔者曾前往考察，临流怀古，思之惘然。
苏轼向何人乞茶？
由于苏轼的诗题为“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故长老何人亦有分歧，由此而又引出乞茶之处是寺院还是民家的争议。
有人说，苏轼乞茶之地在大冶大茗山，理由似也充分：长老，意为和尚；茗山，即是茶山；并且清代县人尹煜有《题大茗桃花峰》诗。大冶陈世佑先生在其《苏东坡与桃花茶》短文中说：“据考证，苏东坡在游览大茗山弘化寺时，寺里长老煮桃花茶热情相待……”饶学刚教授则说：“东坡和程师德来到大茗山桃花尖下，进了雄伟壮观的桃花寺（今龙华寺），长老见是当地贤达和当朝大诗人来访，十分高兴，当即拿出他亲手焙制的绝品桃花茶招待他们。”他又因周紫芝的诗而肯定东坡乞茶处在大茗山桃花寺。大冶一中的汪从元先生则同意阳新沈振国先生的意见，认为桃花茶在茗山。
以上诸说，都经不起推敲。
茗山，非是因有茶树而得名。有旧志为证。嘉靖《大冶县志·舆地志·山川》载：“茗山，在县治西五十里。上有泉清冽澄澈，宜煮茗，故以名其山。”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同样，上文所及阳新“桃花绝品”茶，是因桃花尖的泉与他处异致茶胜于他处，故而得名。嘉靖《大冶县志》卷七《附录》又载：“茗山寺，在县治西五十里，永乐九年乡人草创房三间祈祷，后建寺。”“小茗山寺：去县治西四十五里，在茗山背。”大茗山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小茗山寺当更晚，北宋时的苏轼岂能穿越到明代？至于桃花寺，恐怕纯属周紫芝的想像吧。陈世佑先生说是弘化寺，把大茗山与东方山扯到一起，更是不值一驳。
长老，并非专用于敬称僧人，也是对年高者的一种敬称。《管子·五辅》有言：“养长老，慈幼孤。”《汉书·外戚传·孝成许皇后》载：“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同样，“道人”也不是专指道士或其他宗教徒（在古代，曾以“道人”“道民”指佛教信徒。），否则，苏轼桃花诗中的“江南老道人”就不是自指了。
苏轼乘舟自江入湖，一直向西去看望友人程师德，于桃花嘴渡口上岸歇息，乞茶解渴，感觉茶品非同寻常，便向当地老者乞茶苗。这是顺理成章的解释。
苏轼乞的何种茶？
苏东坡在大冶乞的桃花茶，究竟是什么茶？或者说，他谋的茶苗，是普通的山茶科灌木，即我们通常所指茶树，还是桃花树苗？
饶学刚先生说：“桃花茶就是桃花，属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桃的花，粉色，艳丽。人们用桃花泡水当茶喝，就习惯地称为‘桃花茶’。”彭祖法先生虽然不认为苏轼乞茶地在茗山，却也认为桃花茶是由桃花制作的茶。他说：“《大冶文化志》中只有苏东坡五言诗的记载，并没有桃花茶位址的记载，而罗桥桃花嘴的桃花今已绝迹，鲜为人知，只有茗山的桃花茶今仍存在……”
又有人引清尹煜的《题大茗桃花峰》诗为证，说桃花茶就是大茗山上的桃花制成。按尹煜诗如下：“色至桃花极，此峰何未忘。雨中飞浪势，霞际散红妆。长引残春恨，时分古寺香。不随流水出，安得有渔郎？”其中的确提到了桃花，因峰顶有桃树，故名桃花峰。但是，它不能证明桃花茶产自茗山，也不能证明桃花茶是桃花制成。
《图经本草》确有桃花泡茶“可悦泽人面，红润容颜”的说法，但苏轼所咏之桃花茶并非同类。同理，前文所录周紫芝的五言诗，“梅花既扫地，桃花露微红。风从北苑来，吹入茶坞中。”推其意，是“风”而不是“桃花”“吹入茶坞中”。今人将周诗之长题改为“桃花诗”（诗作者则错成了北宋兴国军知军王琪），以便附会，亦可谓用心良苦。
诸人执于文句，昧于臆测，故有桃花制茶之说。试问，如果桃花茶就是以桃花制茶，那么苏轼茶诗中题到的小龙团、白云茶、月兔茶，是以小龙、白云、月兔制作的吗？
桃花嘴所植茶树，因其山湖映带，水土之质与他处异，所产之茶胜于别地，故以地而名“桃花茶”。这当然也是一种推测。但是综上所述，这也是最合理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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